讲座以《大都市地区城乡融合发展模式与路径》为题，从大都市地区城乡融合发展内涵解读、城乡融合发展模式与上海大都市地区乡村振兴发展实践三个方面系统讲述了有关面向中国式现代化的城乡融合与乡村规划建设的理论和实践经验探索。

　　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小城镇规划分会主任委员，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党的二十大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命题，习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既要有城市的现代化，又要有农业农村现代化”。根据《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等国家政策文件，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是着眼党和国家事业全局、解决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顺应我国亿万农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重大决策部署。

　　我国当前最大的发展不平衡，是城乡发展不平衡；最大的发展不充分，是农村发展不充分。

　　大都市地区作为由一个高密度人口核心地区和围绕核心的具有高度经济与社会融合相邻社区共同构成的城市功能地域，其城乡地区相互作用既会产生削弱乡村地区发展机会的极化效应，也会产生促进乡村地区产品及原料市场增加、技术改良加快、就业机会扩张的扩散效应，长远发展目标是通过政策引导，弱化极化效应，增强扩散效应。

　　对于大都市区的乡村而言，乡村振兴发展应充分利用好大都市区核心的辐射优势和与其融合发展的条件，聚焦加快城乡产业融合发展、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公共服务共建共享的发展模式与道路。

　　从国际经验来看，欧盟为了寻求地域范围内平衡与可持续的发展，实现经济与社会的整合、自然资源与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管理，以及实现该地区范围内更加平衡的竞争态势，于1999年正式发布《欧洲空间发展战略》（ESDP），其基本政策目标之一是构建“新的城乡关系”，包括“本土化、多样化与高效的乡村地区“和”城乡合作伙伴关系“，这也是发展要素在城乡地域实现自由流动、平等交换和优化配置的基本原则。

　　随着全球经济要素配置的模式、路径及其空间的变化，更多的城市及区域被融入全球的经济发展体系，成为全球经济运营体系中的节点，并且获得更多现代经济发展的资源。因而，大都市地区城乡融合发展的核心逻辑：一是要优化发展要素配置，聚焦全球城市城乡发展的内外要素特征，挖掘乡村本土传统要素和引入城市创新要素并加以合理匹配，实现要素资源的重组与优化配置；二是优化产品与服务供给，乡村地区向城市输出具有经济价值或社会价值的特色供给物，真正发挥乡村地区在服务全球城市及其区域中的作用；三是完善体制机制，突破不利于城乡要素流入和输出的制度瓶颈，打通城乡要素流动的双向通道，尤其关注通过技术和政策手段实现城乡土地资源合理配置，将土地作为乡村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和关键要素。

　　基于上海全球城市的发展要求，城乡融合的大都市地区应将乡村发展作为大都市功能作用发挥的重要途径，实现市场化的城乡资源要素配置与流动，破除体制机制弊端，形成大都市新型城乡关系。

　　2018年4月，上海市委、市政府召开上海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上海努力把都市农业和郊区农村建成可持续发展的示范区和宜居城市的后花园，与上海建成卓越的全球城市和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国际大都市相得益彰”。在此基础上，上海选择了首批9个乡村开展“新江南田园”乡村振兴示范村建设试点，金山区漕泾镇水库村作为上海市首批入选试点村之一，重点突出村庄风貌传承创新示范、田园景观塑造与生态修复示范、公共建筑改造利用示范、公共基础设施配套示范方面的“四个示范”作用。

　　在具体的规划建设过程中，一是突出多元主体的共同缔造，改变传统由政府主导乡村发展建设的模式，开启了政府、村民组织、社会资本共同描绘乡村振兴图景的发展模式；二是突出多域空间的共同缔造，除传统的村庄建设用地规划外，更多拓展到了全域空间的打造，从村域整体到农业空间和建设空间的全覆盖、从村庄公域空间到村民私域空间的全更新；三是突出多专业的共同缔造，同济大学协助组建了规划、建筑、景观、生态等多专业协作的乡村规划师团队，开展了长期持续、全面深入的设计实践，引领了水库村打造“新江南田园”范本，形成了以自然乡野、亲近宜人为特色的滨水生态人居的理想图景。

　　大都市地区乡村是超大城市的稀缺资源、城市核心功能的重要承载地和提升城市能级与核心竞争力的战略空间，应破除体制机制弊端，促进形成大都市地区新型城乡关系，推动城乡融合的大都市地区乡村振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