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兆祯（1932—2022），湖北武汉人。风景园林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1952年进入清华大学营建系与北京农业大学园艺系合办的造园专业学习，1956年从北京农业大学毕业，留校任助教，后因院系调整，从北京农业大学到北京林学院（今北京林业大学）任教。曾任北京林业大学风景园林系主任、园林规划建筑设计所所长，中国风景园林学会副理事长。著有《园衍》《中国园林理法》《中国园林鉴赏》《中国园林精粹》等。

　　作为中国现代造园学科培养的第一代学人，孟兆祯院士一生醉心于中国园林和传统文化。他深谙中国传统园林智慧，致力于从中国古代园林理论和实践中寻求现代园林设计之道。他用近50年的时间系统总结明代计成撰写的《园冶》一书，摸索出一套具有中国文化底蕴的园林规划设计方法论，并将其广泛运用在设计实践中，为中国园林发展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堪称哲匠。

　　1932年，孟兆祯出生在湖北武汉，幼时就随家人迁往重庆。后来，他说自己是“鄂生蜀长”。

　　孟兆祯的名字出自《中庸》的“国家将兴，必有祯祥”。他的父亲是航运公司职员，母亲是老师。他在这个书香之家，父母常常读书、习字，听京剧唱片。童年孟兆祯耳濡目染，爱上了京剧和书法。他曾用自己的一手好字赢得了临近早点铺的“题字权”，展露出了艺术天赋。戏台听戏、茶馆听书他从不缺席，在一段段京剧唱词里，他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韵味。他是个闲不住的孩子，经常到野外游玩、捉蛐蛐……就这样，京剧之美、人文之美、自然之美在他心中埋下了种子。高中时，孟兆祯以12秒2的成绩在百米赛跑中获得全校第一名，并参加了第一届西南地区运动会。强健的体魄为他的传奇人生打下了坚实基础。

　　1952年，孟兆祯高中毕业，一心想到北京学习京剧。但遗憾的是，那年没有戏曲专业招生，他可选的方向只剩两个：航空和园林。无奈之下，他选择了造园专业。

　　孟兆祯在晚年回忆到选专业的过程：在重庆生活了18年，喜欢吃广柑，以为“造园”是类似“造果园”的专业，便因广柑而选了造园。这原本是学戏无门之后的无奈之举，他没想到，竟“误打误撞”开启了一片新天地。

　　当时的孟兆祯不知道的是，他选择的北京农业大学（今中国农业大学）园艺系“造园专业”可谓初升的朝阳——其前身是大名鼎鼎的“造园组”。1951年，为了培养城市绿化和园林建设的专业人才，在北京市建设局的协助下，北京农业大学和清华大学合作开办了“造园组”，我国现代风景园林学科由此正式创立。梁思成、汪菊渊、吴良镛、陈有民等学者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一年以后，“造园组”调整为“造园专业”，20岁的孟兆祯便成为首批从新生开始培养的现代风景园林专业化人才，这批学生仅有7人。

　　1956年，孟兆祯以优异的成绩毕业，留校任教，因为院系调整，他随造园专业从北京农业大学调至北京林学院（今北京林业大学）。初出茅庐的孟兆祯，主动承担了多个方向的教学任务，也锚定了自己的研究方向——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园林艺术。

　　中国园林向何处走？这是那个时代园林人不可回避的问题。有的人选择学习苏联的建设经验，有的人学习西方现代的建筑和园林理论。然而，青年孟兆祯选择了回归传统这条更为艰辛的道路。

　　多年以后，孟兆祯仍清晰记得他的恩师汪菊渊院士的嘱托：“中国园林有独特、优秀的民族传统，有待我们发掘、学习和发展。”正是在恩师的影响下，加上自己对传统文化的深厚情感，孟兆祯坚定了传承创新中国传统园林的志向，开始了对《园冶》与避暑山庄的研究。

　　孟兆祯虚心向前辈请教，得知明代的《园冶》《长物志》和清代的《闲情偶寄》是中国园林的三部经典著作。在这三部典籍中，唯有计成撰写的《园冶》专门论述园林，被日本学者推崇为“世界最古造园学名著”。了解这些信息后，孟兆祯着手研究《园冶》。

　　《园冶》用骈文写作，文辞古奥，园林学家陈从周先生称其“令人生畏，夙称难解”。大多数现代学者难以窥其堂奥，更无从运用。孟兆祯认为，理解《园冶》，既要从字面上疏通文意，更要将其与中国园林的实践结合起来，以实践总结理论，以理论验证实践。因此，他开始广泛踏查北京、江苏、浙江、四川、广东等地的传统园林，寻找这些案例与《园冶》理论的关系。青年孟兆祯精力充沛，遍览中国大小园林。在这些踏查中，他逐渐发现，中国园林似乎有一套独特的设计理法。

　　早在1964年，孟兆祯在自己撰写的首篇论文中已涉及传统园林设计理法问题，但尚不成体系，经过反复研究，时隔近50年，直到2012年他才完整地提出由“借景”发散的中国园林设计理法体系：“通过将中国的园林游历一番后，可以明显看到：作品虽然千变万化，却又有其万变不离其宗和共同遵循的设计、创作序列。中国园林艺术从创作过程来看，设计序列有以下主要环节：明旨、相地、立意、布局、理微和余韵。而‘借景’作为中心环节与每个环节都构成必然依赖关系。将以上序列进一步加以归纳，可以将园林艺术创作的过程分为两个阶段：景意和景象。前者属于逻辑思维，而后者属于形象思维。从逻辑思维到形象思维是一种从抽象到具象的飞跃，非一蹴而就，但终究是必须而且可行的。”这一体系的提出，使《园冶》的造园理论顿时透彻。该理法上承古代园林实践，可阐释中国古代园林的设计逻辑，下启现代园林建设，可直接指导城市园林规划设计，被学者誉为“解码了中国园林的核心逻辑”。这不仅深化了对《园冶》的理解，也为中国园林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

　　20世纪70年代末，孟兆祯前往承德避暑山庄调研，敏锐的他一眼就认定避暑山庄蕴含着丰富的园林艺术，是中国园林珍贵的遗存。他决心重新发掘和保护这座重要遗产。1981年春，他带领学生赴避暑山庄进行系统性的课题研究。尽管避暑山庄的许多景点遗迹当时已破败不堪，但孟兆祯总是充满乐观和热情，他冲在最前，爬上爬下，踏查，测绘，画图，研究。在山里没有做饭的条件，他们就只吃馒头，白天测绘完，晚上聚在一起讨论研究进展和遇到的问题。最终，他们完成了避暑山庄5处山区园林遗址的测绘与复原，并制作了5座复原模型。这些成果不仅展示了孟兆祯卓越的学术能力，也展现了他作为导师带领团队攻关的能力。

　　孟兆祯研究避暑山庄，不仅限于建筑测绘，更从康熙、乾隆创作的诗歌中找到不少园林营建的相关细节，进而结合《园冶》的造园理论来阐述避暑山庄的园林艺术。这种科学与艺术的结合，使得他的研究具有独特的深度和广度。1983年夏，孟兆祯受邀参加纪念避暑山庄建园280周年学术大会，并担任主席团成员，他以《避暑山庄园林艺术理法赞》为题发表主旨报告，并将复原模型带到会议现场，内容涵盖历史、文化、科学和艺术领域。这个报告为避暑山庄的保护和修复提供了重要学术支撑，特别是孟兆祯对避暑山庄御制诗与《园冶》造园理论的独到分析，赢得了与会者的一致赞誉，推动了学术界对避暑山庄的研究。

　　20世纪80年代初，孟兆祯应邀赴英法两国考察，作为中国风景园林学者向国际同行全面展示中国风景园林艺术。在这次考察中，孟兆祯发现，当西方学者提到东方园林时，往往先想到日本园林，而非中国园林。这一现象深深触动了他，使他更加坚定了将中国园林推向世界的决心。

　　1985年，他再度启程，赴日本东京参加第23届国际风景园林师联合会（IFLA）大会。这次参会经历使他意识到，中国园林学子要更积极地走向世界。回国后，他开始推进中国风景园林学科的国际化进程，将IFLA大学生设计竞赛引入中国，并亲自指导学生以中国园林艺术为主题参赛。没想到，他指导的学生当年一举夺得竞赛的一等奖。这不仅提升了中国风景园林教育的国际声誉，也展示了孟兆祯对学科发展方向的准确把握。此后，他又三次指导学生获得了IFLA大学生设计竞赛的大奖。每每谈及此，孟兆祯都十分骄傲地对大家说“中国传统园林是得到了世界认可和嘉奖的”。

　　孟兆祯不仅在竞赛指导上屡创佳绩，还多次赴日本东京农业大学、韩国庆熙大学等高校举办学术讲座，通过国际学术交流将中国传统园林思想和造园艺术推向世界。他的努力让世界更加了解中国传统园林的魅力，也为当代中国风景园林在国际舞台上赢得了广泛的赞誉和尊重。

　　风景园林是一门实践性极强的学科，孟兆祯深知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性。在教学与研究之余，他也主持相关园林的规划设计，用以验证他从《园冶》总结的设计理法。他在规划设计时，十分注重对地方文化的挖掘和表达。每到一处，他必先参观当地的博物馆，阅读地方志，访问乡老，以充分了解地方文化。

　　他坚持以中国传统园林特色造园，讲求“搜尽奇峰打草稿”，尽可能地踏查祖国大江南北的名景，将其积累成为现代园林设计的素材。他还主张要学习古代画家的“意在笔先”，思忖成熟、打好腹稿后才着手设计。对每一位设计师来说，构思园林都是一个极为痛苦的过程，往往要反复思索，全方面考量。每次接到设计任务，孟兆祯都反复琢磨，深夜也辗转难眠，甚至梦中还在构思，等胸有成竹以后，心手相应，潇洒落笔。

　　1987年，孟兆祯与几位同事合作完成了深圳仙湖风景植物园的设计，这是深圳的第一个现代公园。他将《园冶》里提到的“明旨”“相地”“布局”等理法进行运用，营造出了浓厚的文人园林雅趣，同时也满足了植物栽培的功能要求、公众游览风景的需要，还发挥了地方的文化特色。他后来总结道：“湖岛和微地形处理要循山脉之走向，务求顺应自然。溪流是真的，仙湖是人工的，而只要遵从‘疏水之去由，察水之来历’便可以进行分流、汇集、改水型等人为的艺术加工。最后将山水、建筑、园路、场地和植物山石等组合成一个整体，犹如写文章一样，起、承、转、合，章法不谬。”这一作品融古开新，成为改革开放初期最具代表性的风景园林实践成果之一，不仅获得了1993年深圳市城市建设一等奖，还深刻影响了深圳城市园林的发展。

　　孟兆祯对园林艺术的热爱与执着，使他在工作中始终保持着高度的热情与投入。他对学科发展方向的准确把握，既体现了他敏锐的洞察力，又展示了他对风景园林事业的深厚情怀。他希望中国园林能在国际舞台上占据一席之地，这种愿景驱动着他不断前行，不断突破自我。1999年，时年67岁的孟兆祯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这不仅学界是对他个人成就的肯定，也是对中国风景园林学科发展的认可。

　　在晚年，孟兆祯的园林规划理念在实践中有了更好呈现。他不断探索古与今的有机结合，创作出了一系列典范式的作品，如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林泉奥梦”假山、中国工程院综合办公楼庭院园林、第九届中国（北京）国际园林博览会“盛世清音”瀑布假山等。

　　当选院士后，孟兆祯常常思考应该如何更好履行院士的使命。在主持设计中国工程院庭院景观时，他用“平凡院士，国家栋梁”来表达自己对院士这一角色的理解，并精心选出一块耕牛形象的山石，象征“孺子牛”，立在工程院大楼前。

　　孟兆祯曾用一首诗概括中国园林的设计理念：“综合效益化诗篇，生生不息德为先。相地借景彰地宜，景以境出庶若仙。”他将《易经》里提到的“天地之大德曰生”理解为中国人生生不息的生态观，在规划设计园林时极为重视生态保护。他曾多次致信有关部门反映破坏生态的现象，还公开发表过两篇《园林建设顾误录》，批评某些破坏生态、忽略遗产保护的行为。

　　孟兆祯的学术道路有一条明显的主线，那就是《园冶》研究。自20世纪50年代接触《园冶》开始，他就从未间断过对《园冶》造园理法的思考与研究，后来的避暑山庄、苏州园林、北京皇家园林等研究以及在北京林业大学开设30多年的“园冶例释”等课程，都是自《园冶》延伸而来。在几十年的时光中，孟先生在教学和实践中不断完善着对《园冶》的理解，理论成果逐渐凝结。在80岁时，孟兆祯晚成的代表专著《园衍》正式出版。他把此书命名为“园衍”，是希望在继承《园冶》的基础上有所发展。他将《园冶》里提到的理法进行了全新总结，归纳出一套借景理法体系，解决了从读懂《园冶》到运用《园冶》的关键环节。2022年，“孟兆祯园林三书”刊行。《中国园林理法》《中国园林精粹》《中国园林鉴赏》这三部书将《园衍》重新组织梳理，成为适合业内外人士阅读的“大家小书”，将孟兆祯的园林设计理念推向更广阔的空间。

　　2017年，时年85岁的孟兆祯主持了江苏仪征“《园冶》园”设计。仪征是计成写就《园冶》的地方，该园就是为了纪念计成和这部著作而建的。孟先生有机会用纪念园的形式向自己研究了一辈子的《园冶》表达感情，他要向先哲致敬，向大众致敬。虽然那时他已行动不便，但还是亲自到现场考察，提出以《园冶》所载“时宜得致，古式何裁”为设计原则，以“巧于因借，精在体宜”为设计理法，充分吸取地方特色和乡土民俗，将《园冶》转化为充满诗情画意的园林。

　　项目建成开园时，孟兆祯来到现场，兴高采烈地为游园的群众讲解园林的设计手法和创作意境。有的游客不知他是大名鼎鼎的院士，但听到动情处，也伸出大拇指，为他点赞。虽然屡屡获得业内大奖，但孟兆祯更喜欢提起为游客讲解《园冶》园的场景。在他看来，游客感受到园林之美，竖起大拇指，是对他最好的嘉奖。在那一刻，他与古人神交，感受到了作为园林设计师的快乐。

　　晚年，孟兆祯延续着儿时的爱好，喜欢写字，唱起戏来，目光炯炯有神，声音洪亮如钟。他还画山水画、拉胡琴，都表现不俗。尤其是拉胡琴，他不是科班出身，却得到著名京剧琴师李慕良先生的肯定。80多岁高龄时，孟先生仍坚持带博士生。他每周上一次小课，从教博士生写仿宋字、认匾额楹联开始，逐渐延伸到写诗、绘画和园林设计。他特别注重培养学生的文学功底与艺术想象力，设置一些“问名揣意，睹物思情”的小问题。有一次上课，他从怀里拿出一个竹根做的手把件，让学生们说像什么动物。学生们苦思冥想，只说出了猴、猪、蛇等几种，而孟先生一口气说出了龟、蛇、猪、猴、马、牛6种形象，并从不同角度展示。看到学生们恍然大悟的表情，他露出了开心的笑容，课堂气氛也随之活跃起来。

　　2022年7月，孟兆祯先生逝世，永远离开了他深爱的风景园林事业。如今，北京林业大学学研中心的垂花门上，由孟先生题写的匾额楹联仍熠熠生辉：上联“扬眉筑国梦”，下联“垂花传真道”，额题“风雅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