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各国司法机关不断探索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相关的司法实践，健全并创新生物多样性保护机制，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作出了卓越贡献。

　　克莱恩斯欧洲环保协会梳理了来自全球各地的生物多样性案件，并精选出十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案例与大家分享，希望让更多人看到环境司法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的重要意义与巨大潜力。

　　近年来，亚马逊雨林的毁林现象日趋严重。但由于广袤的雨林鲜有人居住，锁定毁林者并向其追责就格外困难，这使得毁林现象愈发难以控制。

　　但这一障碍现在已经被扫除。2021年2月，巴西最高法院作出判决要求土地所有者承担相应的毁林责任——即使土地是在毁林发生后购入，所有者也要负责恢复森林并支付罚款。

　　巴西亚马逊地区的毁林率在过去的几年里一路飙升，仅2020年就有5000平方公里的热带雨林从地球上消失。面对亚马逊地区愈演愈烈的毁林现象，巴西联邦检察官对毁林实施者提起了公益诉讼，2017年至2020年间，检察官共提起此类诉讼3500多起。2017年，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启动了“保卫亚马逊”行动，收集与毁林相关的数据以支持诉讼。

　　在毁林相关的案件中，因为毁林者和买地改作他用的主体往往不同，目前最常采用的一种洗白毁林记录的做法，就是把毁林后的土地迅速卖给一家企业，将其改造为种植园或牧场，并声称自己并不知道这块土地的“黑历史”。但随着最高法院的判决，土地所有者不能再以自己对土地的毁林历史一无所知为借口逃避责任。

　　堵住这一法律漏洞对亚马逊雨林拯救工作的开展至关重要。亚马逊雨林作为全球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和最大的碳汇之一，对地球的环境气候健康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 保卫亚马逊”行动为打击毁林问题树立了典范。为应对近期亚马逊毁林现象的加剧之势，政府需要改善之前零散随机的措施，采用全新的、综合性的措施。

　　行动旨在系统性地保护亚马逊雨林，明确保护工作重点，综合运用各类战略。在时任总检察长办公室的支持下，检察官办公室第四协调组策划了行动项目，并负责协调后续行动，而在相应毁林地区享有管辖权的联邦检察官则负责采取具体措施。

　　全国各地的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在亚马逊雨林的不同地区(涉及不同州、市政府、国家公园、保护区和土著土地的大片区域)同时采取行动。行动分期开展，每期划定面积数量相近的区域打击毁林行为。具体步骤包括：

　　第 一 步：首先给毁林人提供签订民事协议调解的机会，要求其承诺：（1)植树造林；（2）根据此前披露的具体条件，计算赔偿金减免额度，并支付相应赔偿金。

　　第 二 步 ： 如无法通过第一步实现调解，则提起环境公益诉讼，要求被告：（1）植树造林（2）根据此前披露的具体条件支付赔偿金。月20日左右交节。

　　行动收集了不同机构的公开数据库中关于土地、土地所有者、持有人、使用者等信息，并与相关环境机构对接，特别是加强了巴西环境和可再生资源协会（IBAMA）和巴西奇科门德斯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所（ICMBio）之间的协调。这两家机构专门负责监督环境法的执行，实施行政处罚，并管控伐木、运输、锯木厂的木材加工和木材出口等环节。

　　2020年底，“保卫亚马逊”行动办理的一起标志性案件开庭审理。在这起案件中，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和IBAMA针对67公顷被砍伐的森林，对“一位身份不明、下落不明的禁运区业主”提 起了民事公益诉讼 ，要求其在森林退化地区开展植树造林行动，并赔偿物质和精神环境损害。

　　官安东尼奥 ·赫尔曼·本杰明在本案中裁定，绝对权（ergaomneseffect ）是财产权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其在环境保护中对应的是环境对世义务（propterremobligation）。由此，所有个人、社区和国家都负有必须尊重他人土地的消极义务。

　　对应到本案中，针对当前或未来的非法侵入，或具有紧迫风险的非法侵入，土地的私人或国有所有人（或其代理人），均可起诉侵入者或者在侵入者不明或无法确定的情况下起诉曾经的土地所有人。

　　巴西原住民和联盟组织合作，谴责巴西政府通过 “破坏一揽子计划”的法案对环境和原住民构成威胁

　　本杰明法官还裁定，在涉及任何类型的公有或私有土地的非法侵入、具有紧迫风险的非法侵入、砍伐森林或环境退化的诉讼中，法律显然不会对不可能之事提出强制要求，如要求把不确定或未知的被告具体化。

　　但法律在程序上提出了强制性要求，如起诉书必须包含“支持原告主张所需的文件”——该规定包含双重条件，即文件必须存在且可用，以及属于绝对必要文件。除此之外，在初审主张中，法官不再要求其它的书面证据。

　　本案为“保卫亚马逊”行动创下了先例，案件的关键点之一在于对环境对世义务的论证。在广阔而偏远的亚马逊雨林地区，由于无人居住，毁林行为时有发生。多年来在同一地区拍摄的卫星照片记录了森林砍伐和木材加工活动，而这些卫星照片和运输文件都是可以证明非法侵入的证据。

　　砍伐森林在有些地区还成为了一种将非法侵入行为合法化的策略，他们通过公证或登记的形式，比如为购买清空树木的土地申请贷款，并将其改作为牧场。或者通过私人或公共银行贷款，在这些土地上发展农业。然而一旦确立了环境对世义务，植树造林的责任和赔偿责任就得以转嫁给土地当前的所有人或持有人。

　　本案最重要的法律意义在于，即使土地当前的所有者或持有人不是直接从事非法砍伐行为的主体，法律依然要追究土地所有人或持有人的责任。如此一来，针对非法侵入者、毁林者、或从侵入者手中继受取得土地权者而言，其将毁林区域合法化的非法行为链被打破了。

　　人类的生存繁衍与生物多样息相关。我们必须尽快扭转生物多样性丧失的局面，与自然和谐共处。期望精选的案例能够展现司法的力量，激励世界各地的法律专业人士拿起法律武器，保护生物多样性。